清朝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 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也有版本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震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我觉得两个版本标准不同，一个是宫廷政治方面的，一个是民间的，都有可信度。 回答者：李家思 - 大魔导师 十三级 7-18 18:27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 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清朝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子，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僧，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名伶杨月楼冤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年年十二年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 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 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 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汶祥刺马列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淮安奇案 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开户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 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 皇帝老儿真发怒了其余佐贰杂职获徙流杖责者8人。此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贝勒中排名第四，又被称为四贝勒。皇太极12岁丧母，20岁带兵打仗，35岁登极，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上空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年），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年），一颗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1606～1645年），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1592～1634年）。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43岁；崇祯帝逼迫皇后自杀、砍伤亲生女儿、走上煤山自缢，时年34岁；李自成在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败死在九宫山，时年40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 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技高一筹。 文治：革弊图新 皇太极在文治的棋盘上，调整关系，革弊图新，有四步高棋： 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却没有停止对汉人的奴役和屠杀，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园荒芜，“民将饿死”，寇盗横行。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其父汗的失误之策，适时做出调整： 对汉民：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对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太宗就认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箸不食。太宗明白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对汉儒：“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智慧，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有人才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能否在这场龙虎斗中取胜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大量地占有人才。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300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清太宗圣训》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200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取中228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仁声远播”。 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史册永存。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另一件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 “南面独坐”，完善体制。随着后金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政权机构。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君主极权；二是，巩固和完善八旗制度，逐步设立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八旗蒙古，加强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以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造红衣炮，创建重（zhòng）军。天聪汗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称作“红夷大炮”；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皇太极的腰刀 备的重型新兵种——炮兵。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衣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这样，皇太极纠正了他的父亲晚年所犯下的错误，使得后金军政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皇太极死后被谥为“文皇帝”，这个“文”字恰恰说明他一生文治功业的特征。 武功：四向开拓 皇太极在武功的棋盘上，四面出击，开拓疆域，也有四步高棋： 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 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清不从的表现。十二月，皇太极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皇太极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zō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倧请降，奉清国正朔，向清帝朝贡。于是，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设坛，举行受降仪式，确立了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违于明朝和清朝之间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南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皇太极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齐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驸（驸马，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截其逃路，将率众逃到齐洛台（今俄罗斯赤塔）的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 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之际，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西向三次用兵，其主要目标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到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11000余人，后乘胜追到兴安岭。四年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惊慌失措，星夜逃遁。皇太极回军，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牲畜10余万。此后，察哈尔部众叛亲离，分崩瓦解。林丹汗逃至青海打草滩，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印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200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宝玺。后来宝玺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一统万年之瑞”，如同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上天的认可，自然大喜过望。他亲自拜天，并告祭太祖福陵。昔日为敌20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 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先后取得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的胜利，并五次向关内用兵。第一次是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领大军，绕道蒙古地区，攻破大安口，围攻北京城；第二次是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亲统大军，蹂躏宣府、大同一带；第三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多罗郡王阿济格等率军入关，到延庆，入居庸，取昌平，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绕明都，蹂躏京畿。此役，清军阿济格奏报：凡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他们凯旋时，“艳服乘骑，奏乐凯归”，还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个大字，以戏藐大明皇朝；第四次是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率军入关，兵锋直到济南。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转战2000余里，攻克济南府城暨3州、55县，获人、畜46万；第五次是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横扫山东一带，俘获人口36万、牲畜32万余头。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皇太极之胆识、之气魄、之谋略确是雄奇的。但他多次派兵入塞，屠城、杀戮、焚毁、抢掠，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 谋略：谋位施计 皇太极为什么能取得上述的文治武功？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谋略。谋略是关乎政治家、军事家心智高下、事业成败、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大事。下面讲四个例子。 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大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非常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所以，他死之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非常惨烈。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还有多尔衮、多铎。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齿均列第四，为什么却能登上后金国汗的宝座？因为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长期而巧妙地运用了谋略。 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种人，名声差，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向天命汗告讦（jié）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大福晋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还在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藉大福晋同大贝勒代善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又使大福晋遭到惩处。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 大福晋就是多尔衮、多铎的生母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5年。她当时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阿巴亥生有三个儿子：当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多尔衮、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皇太极争夺皇位。要削弱多尔衮、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她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多铎曾说：“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由此看来，努尔哈赤生前或有遗诏，可是至今没有见到。多尔衮死后议罪，一大罪名就是曾说：“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所以，皇太极到底是继位还是夺位？至今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 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议商，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讬、萨哈璘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于朝。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共识。皇太极经过长达15年的精心谋划，终于登上大位。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分值。尔后，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胁服大贝勒代善，终于“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 设反间计，除袁崇焕。天聪汗皇太极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件事很值得大书一番，这就是巧设反间计，除掉袁崇焕。事情要从源头说起。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攻而未克，不久郁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父汗死了，皇太极要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战败。宁远、宁锦两役失败，皇太极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通道上的“拦路虎”。所以，皇太极用了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城；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的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他曾奏报，辽东防守坚固，敌军不会通过；但蓟镇一带防务空虚，应当加以重视。朝廷对他的奏报未予理睬，而尘封起来。当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他急点九千骑兵，日夜兼驰，前来救援，同敌决战，保卫北京。 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中箭头的衣甲，像刺猬皮似的。袁崇焕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京师转危为安。皇太极就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此计，《清史稿•鲍承先传》记载： 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议军饷为名，命袁崇焕到紫禁城。当时，北京城戒严，九门紧闭。袁崇焕坐在筐里，被人吊到城上。袁崇焕到了紫禁城平台，崇祯帝并未议饷，而是下令将他逮捕，下锦衣卫狱。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身上割下的肉就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100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由乾隆帝给予平反。 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得大明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叹为观止。这自然与其先天禀赋有关，但所处环境和人生经历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34岁，生母那拉氏18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14岁嫁给努尔哈赤，29岁撒手归天。12岁的皇太极自此失去母爱。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所致。孟古从结婚到患病、逝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归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觉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叶赫贝勒不许。孟古终未得见生母，抱憾九泉。 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4个叔父，仅二叔穆尔哈齐门下就有11个堂兄弟，三叔舒尔哈齐门下有9个堂兄弟，其中阿敏贝勒门下有6位侄子、济尔哈朗贝勒门下有11位侄子。而他又有15位同父异母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7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5位福晋所出，这5位福晋都是建州本部人，唯独其生母是叶赫部，而叶赫又同建州结下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有着许多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第一，皇太极外公为女真著名领袖，生母那拉氏是一位聪明灵秀的格格。受遗传的影响，他聪敏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外公）都名不见史传，这个背景增强了他政治上的自信心。 第二，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过多的艰难与困苦，磨炼了他的独立性格与顽强意志。 第三，没有母亲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养成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 第四，皇太极因舅父同建州有世仇，长期冤怨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成他长于心计。 泰化否，否生泰。少年丧母，自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然而，挫折于懦弱者会磨损意志，于坚强者会愈挫愈奋。以清初的四位君主来说，太祖努尔哈赤11岁丧母，太宗皇太极12岁丧母，世祖福临6岁丧父，圣祖玄烨8岁丧父、10岁丧母。努尔哈赤虽少年丧母，却锻炼了独立品格。同样，皇太极失去母亲的关爱，却促使他学习、仰慕父汗，也更锤炼他独立、慎思、顽强、拼搏的品格。似可以说：皇太极在对内辖制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能够挫败群雄，是同他挫折长智慧、困厄磨意志的特殊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在52岁的盛年（1643年）却遽然辞世，他离世的当天，还在进行政务活动。天不假年，使他无缘端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美梦。他死后葬在昭陵，陵前的石像中有一对石马，就是“昭陵二骏”，相传是仿照皇太极生前喜爱的坐骑——大白、小白二骏雕制的。 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太祖、太宗两代整整60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清朝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

  题目起得对不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涉及到清朝的四大奇案，就有三种说法，历史上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满清四大奇案”和“清末四大奇案”，一般说来，史学界偏向于满清，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乾隆身世”，也有一说是“雍正夺嫡”。清末四大奇案则是指名伶杨月楼冤案 张汶祥刺马，杨乃武与小白菜和太原奇案，也有一说是淮安奇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定位。 而在三个四大奇案涉及到的10个大案当中，前面五个涉及到宫廷秘闻的，基本上是无证可考的，现在看来是后世杜撰的居多，而后五个奇案当中，唯一的一个还没有盖棺定论的就是张汶祥刺杀马新贻一案了。 死者马新贻是山东荷泽人，跟李鸿章同榜，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没有点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下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进士出身的知县班子，其名叫做“老虎班”，最狠不过。马新贻头一天到省，第二天谒见长官，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补了广德州所属的建平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打洪杨，打捻军，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做到安徽藩司，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 洪杨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第二年十二月，接慈禧太后大恩人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官的速度快得让人吃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最有实力的两江总督，慈禧和清廷有自己的考虑。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对于马新贻，恭亲王推荐的时候说得明白，：“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两江总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满清有句老话，国家财富，悉出两江。在清代，两江总督下辖的省份是清廷财源的主要来源，因此两江总督的位置仅处在名义上的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下面，但论及实权，两江总督的实权是最大的，举个例子，在马新贻赴任前，恭王就提出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建议，慈禧太后就不算太同意，因为直隶总督，虽为疆臣的首领，但地近京畿，上有政府，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所以不算好缺。简单点说，两江总督地位就如同今天的上海市 市委 书记，而直隶总督则相当于北京市 市委书 记。身为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几乎也成为了清廷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在当时也有了很大的轰动。 我们来看看马新贻被刺一案的过程，从中推断一下凶手。 1.马新贻遇刺经过。 1869年，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枪打靶，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未完工前，暂时借用的江宁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对新兵用洋枪的“准头”如何，看得很认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门，就是箭道，走了来，走了去，不费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亲临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阅之期，因为下雨，延迟一日。第二天一早，依例行事，到了九点多钟看完，马新贻亦同往常一样，步行回署。后面跟着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替总督传令的武巡捕叶化龙，还有两三名马弁。走近偏门，只见有个中年人，用马新贻家乡，山东荷泽的口音喊道：“大帅！” 接着便跪了下来，双手捧着一封信，高举过顶。 马新贻认识这个人，一见便问：“你还没有回去？” “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为来求大帅。” “不是给过你两次了吗？”马新贻的神色显得颇不耐烦。 “是……。” 正当那人嗫嚅着不知何以为词时，右面又有人高声喊道：“大帅伸冤！”接着也跪了下来。等马新贻回头来看时，那人突然从衣襟下取出一把雪亮的短刀，左手拉住马新贻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刀已插入右胸。 “扎着了！”马新贻大喊一声，接着便倒在地上。 于是喻吉三和叶化龙等人，一拥上前抓住了刺客和告帮的那个山东人，同时将马新贻抬回上房，找医生来急救。 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无不惊诧万分。于是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还有学政殷兆镛，一起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奄奄一息，已无法说话. 这班官吏不敢说什么担当的责任的话，只巴望能保得住马新贻一条命。无奈刺中要害，群医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咽气了。 这时，江宁知府孙云锦和上元、江宁两知县会审凶手的供词，亦已呈送到江宁将军魁玉那里。凶手名叫张文祥，河南汝阳人，做过洪匪李侍贤的裨将。供词离奇不经，魁玉看了，只是不断摇头，连称“荒唐”。 于是以“行刺缘由，供词闪烁”的措词，飞章入奏。 （以上节选自高阳先生的《御座珠帘》） 具体案情就如高阳先生所言，笔者也进行过求证，根据各方的资料显示，口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当日发生的真相。 堂堂封疆大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 29日，清廷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上谕未到江宁，27日魁玉又急奏：“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详，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9月3日，清廷立即谕旨：“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这才体会到个中滋味，仅仅告知“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支离狡诈”既不能让朝廷满意，也不能屏止众口。 果然，王公大臣纷纷议奏。给事中王书瑞奏道：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5日，清廷再下谕令：“惟以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现在该犯尚无确供，亟须彻底根究。著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汶详一人所为，因此口气越来越严厉。   18日，清廷又下谕旨：“张汶详行刺督臣一案，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必应彻底研鞫，严究主使，尽法惩办。现审情形若何？魁玉此次摺内并未提及。前已明降谕旨，令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审办。即著该漕督迅速赴审，弗稍迟延。魁玉亦当督饬司道等官，详细审讯，务得确供，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稍形松懈，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也。”清廷明确提出“严究主使”，从而抓住了本案的症结。对魁玉审案，似乎不耐烦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斥责，态度更加严厉。   24日，魁玉带着几分委屈，几分无奈，几分惶恐，再次奏陈：伏思前督臣马新贻被刺一案，案情重大，张汶详刁狡异常，奴才督饬司道昼夜研审。张汶详自知罪大恶极，必遭极刑，所供各情一味支离。讯其行刺缘由，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如果用刑过久，又恐凶犯仓瘁致命。 不过，魁玉多少还是向朝廷报告一些进展，已审出张汶详是“漏网发逆头目”，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进攻漳州，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已被拿获，现在飞咨山西巡抚何璟，要求押解张汶详所供时金彪归案对质。唯有此案的核心即行刺缘由仍无确供。   至此，魁玉审理刺马案已月余，每次奏报几乎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一味支离”。那么张汶详“闪烁”的是什么？“支离”的又是什么呢？魁玉没有奏报。 说穿了，恐怕不仅仅是张汶详在支离，魁玉、梅启照这些承审大员也在支离吧！例如张汶详关于马新贻通“回匪”的供词，虽然是无稽之谈，但魁玉并没奏报。陈功懋在张文详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说，他的祖父陈镜题，曾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录供研讯。据陈镜题回忆，当张文祥（汶详）供马新贻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曾被其俘获，因不知马是庐州知府，把马与时金彪一起释放时，“问官相视错愕，录供者亦停笔不敢直书。”“张之万到江宁时，时金彪早从山西解到。张之万、魁玉提讯时金彪时，只有藩臬参与审讯，连审两次均未录供”。马新贻庐州被俘至今未见到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但有一点可能是真实的，即后来人们所看到的供词是经过删改的，或者说有些供词录供者没有秉笔直书。这就难免物议纷歧，讹言蜂起，给后人留下了无数不解之谜。 总督的权柄极重，威仪极盛，居然会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这件事不但令人惊骇，而且无不诧异。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张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谁，目的何在？ 2.众说纷纭之幕后真相。 这时候，江宁那边的审讯还是了无进展。张文祥除了信口侮蔑马新贻以外，对于行刺的原因，是否有人指使，坚不吐实。地方官会审时，态度桀骜不驯，将军魁玉亲自审问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为天下除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有何不好？”马新贻虽是回教家世，但从洪武初年由武昌迁居山东曹州府，到马新贻已传了十八代之久，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著，与陕甘回民风马牛不相及，可知张文祥话，完全诬蔑。 但问来问去，到底有句要紧话漏了出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见得他是被买出来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谋。就因为这一句话，署理藩司，曾受马新贻知遇的孙衣言，坚持要求刑讯，但是臬司梅启照和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三地方官都不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人巴望着能在这时灭张文祥口，一用刑说不定就会在狱里动手脚，把钦命要犯报个“刑伤过重，瘐死狱中”，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词，但在江宁城内，却有两种首尾俱全，枝叶纷披的传说：一种是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另一种是说他负义渔色，陷害患难之交。当然，后一个传说更能耸动听闻。 传说中的马新贻，在安徽合肥署理知县时，曾经为捻军所擒，擒获他的就是张文祥。但张文祥久有反正之心，所以捉住了马新贻，不但不向捻军头脑张洛行等人去报功，反而加意结纳，为他引见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时金彪，四个人拜了把子，然后悄悄放马新贻回去，跟抚台说妥当了，再来接他们投降。 事情非常顺利，张、曹、时三个人都拉了部队，投向官方。上头委任马新贻拣选降众，编设两营，因为马新贻号毂山，所以称为“山字营”，他的三个把兄弟都当了“哨官”。马新贻就凭这两营起家，一路扶摇直上，升到安徽藩司。 洪杨平定，大事裁军，山字营遣散，张、曹、时三人都随着马新贻到藩司衙门去当差。据说，这时候的马新贻，已有些看不起贫贱患难之交的意思了。 因此，曹二虎准备去接家眷时，张文祥就劝他一动不如一静，但曹二虎不听，把他的妻子从家乡接了出来，住在藩司衙门里。既来了，不能不谒见马夫人，恰好马新贻也到上房，一见曹二虎的妻子，惊为绝色，就此起意，勾搭上手，只是碍着本夫，不能畅所欲为。于是，马新贻经常派曹二虎出差，而每一趟的差使，总有油水可捞，曹二虎乐此不疲，马新贻亦得其所哉。 这样不多日子，丑闻传播得很快，张文祥不能不告诉曹二虎，他起先还不肯相信，暗中去打听了一番，才知真有其事，便要杀他妻子。 张文祥劝他：“杀奸须双，光是杀妻，律例上要偿命，太犯不着。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索性就把老婆送了他，也保全了交情。” 曹二虎想想也不错，找了个机会，微露其意，谁知马新贻勃然大怒，痛斥曹二虎侮蔑大僚。曹二虎回来告诉张文祥，张文祥知道他快要有杀身之祸了。 这样过了些时候，曹二虎又奉命出差，这次是到安徽寿州去领军火。张文祥防他此去有变，约了时金彪一起护送。途中安然无事，曹二虎还笑张文祥多疑，张文祥自己也是爽然若失。 于是第二天曹二虎到寿春镇总兵辕门去投文办事，正在等候谒见时，中军官拿着令箭，带着马弁，来捉拿曹二虎，说他通匪。等一上了绑，总兵徐?戌装出临，不容曹二虎辩白，就告诉他说：“马大人委你动身后，就有人告你通捻，预备领了军火，接济捻匪。已有公文下来，等你一到，立刻以军法从事。你不必多说了。” 曹二虎被杀，张文祥大哭了一场。他跟时金彪表示，一定要为曹二虎报仇。时金彪面有难色，张文祥便指责他“不够朋友”，愿意独任其事。于是收了曹二虎的尸体埋葬以后，张、时二人，就此分手。在这一段传说中，唯一真实的是，时金彪确有其人，现在在山西当参将。 传说中的张文祥，被描画成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据说，他用精钢打造了两把匕首，用毒药淬过，每天夜深人静后，勤练刺击的手劲，叠起四、五层牛皮，用匕首去刺，起先因为手腕太弱，贯穿无力，这样两年，练到五层牛皮，一刃洞穿。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假定严冬有下手的机会，那怕马新贻身着重裘，亦不难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自从练成这样一番功夫，张文祥暗中跟踪了马新贻几年。一次相遇于杭州的城隍山，因为巡抚的护从太多，无法下手，直到如今，始能如愿。又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一声“扎着了！”其实是“找着了”，意思是说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还有人说，马新贻被刺，看清凶手是张文祥，说一声： “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这些传说，绘声绘影，言之凿凿，民间即令是脑筋很清楚的人，亦不能不相信。因为，不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疑问：张文祥刺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同时官场中知道张文祥没有什么详细口供的人，却又讳莫如深，颇有谈虎色变之慨，因而越发助长了这些传言的流播，不久连京城里都知道了。 但替马家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有的胆小，不敢多事，有的与后台素有渊源，不便出头。只有安徽巡抚英翰，身为旗人，不涉任何派系，由于跟马新贻私交甚厚，因而上奏，在表扬贤劳以外，“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京里又有个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折子中“疆臣且人人自危”以及“其中或有牵掣窒碍之处，难以缕晰推详”的话，意在言外，连慈禧太后都动了疑心。于是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张之万是个状元，也是个“磕头虫”，他的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是每天临睡以前，磕多少个头，说是起拜跪伏，可以强筋活血。为人深通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所以也是个“不倒翁”，这时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果然，不久就接到了间接的警告，劝他不可多事，这一下，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到江宁。 无奈朝旨督催，魁玉又行文到清江浦，催“钦差”快去，张之万只好准备动身，把漕标的精锐都调了来保护，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苹，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阵，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野外孤露，四无隐蔽，倘或此时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漕标参将，亲自带领两百亲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将茅厕围住。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 3.幕后直指湘军高层。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背后的主使人是哪方面的人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后面肯定牵扯到极为严重的政治力量，否则两江的官员没必要这样噤若寒蝉！ 不但审案的官吏是这样，连钦差大人到来之后都觉得时事险恶，这不由得不让人深思，张之万怕什么，难道就是一个张文祥么？张文祥现在正关在大牢里面，为什么张之万还要如此忌惮？ 他怕的不是张文祥，而是张文祥背后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正是她，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太平天国经营10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府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继续呆着吗？为此，他选择了马新贻去拔这很刺。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难怪李鸿章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 而马新贻独犯其忌。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由此看来，刺马案背后的主谋就浮出水面了，正是湘军的势力在背后起作用，然而到底是谁是主谋呢？ 史学界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肯深究了，我看过一些资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湾史学家高阳先生的推论，他认为是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干的，这里有好几个疑点，以马新贻的两江总督的身份，黄翼升就算有两个胆子也不敢刺杀马新贻的，第二，马新贻被刺后，幕后主使者调用的力量绝非一个江南水师提督所能调动的，第三点，如果真是他干的，就一个水师提督，那么当时慈禧太后马上就可以把他绑到菜市口，何必如此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由此几点，可以看出，黄翼升绝非幕后主使，他不过是某些人手里的一个走卒而已。 至于到底是谁主使得，笔者在这里大胆推断：幕后主使应该是湘军的大人物，即有可能是曾国藩！ 之所以这样说，是跟清廷处理这个案件的态度有关， 在连审不利的情况下，清廷的口风不仅没有变硬，反而有松动的迹象。 4.清廷转变态度口气放松。 当时慈禧太后正有丧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视朝。恭王怕吓着了两宫太后，不敢多说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严讯凶手优恤马新贻外，谈到两江总督悬缺，认为非曾国藩回任不可（从这一点看，恭亲王倒是知道幕后真相的）。 远在江宁的张之万一到任，马上想一下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办法是替张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显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张文祥个人处心积虑，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严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为马新贻洗刷清誉，而且要隐隐含着因为公事认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这样，马新贻之死，才能有殉职的意味。 这套假口供是如此说法，张文祥本是李侍贤手下的裨将，洪杨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波，与海盗有所勾结，同时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马新贻调了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张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们的接济，这一下等于断了张文祥的财路，因此他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便起了报复的心。又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为人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于是立志报仇。 这里面当然也有片段的实情，象张文祥的妻子，背夫潜逃，即有此事。但从整个供词看，疑窦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说法，也就只有自己骗自己，信以为真了。 “不过，”张之万只提出了这样一个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画供，有了亲供才可以出奏！” 不论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梅启照当然不会疏忽。回去以后，立刻传见负责主审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县，传达了钦差张大人的意思，要他们设法劝张文祥，照此画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个把月，尚无结果。审出主使人，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吗？而且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做掉”，岂不更悲？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慢慢地审，耐心等待曾国藩的到来。   10月12日，张之万送出第一道奏章：“该犯张汶详自知身罹重解，凶狡异常，连讯连日，坚不吐实，刑讯则甘求速死，熬审则无一言。既其子女罗跪于前，受刑于侧，亦复闭目不视，且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污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臣又添派道府大员，并遴选长于听断之牧令，昼夜熬审，务期究出真情，以成信谳。”同时与魁玉联衔报告，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追究防护失职之责。   由于张之万、魁玉拖延太久，12月9日上谕严加训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已五旬之久，尚未据将审出实情具奏，此案关系重大，岂可日久稽延！”张之万、魁玉的拖延政策，也遭到朝野抨击。给事中刘秉厚奏劾：“派审之员以数月之久，尚无端绪，遂藉该犯游供，含混拟结。”案子拖延不结，招致更多传闻物议，于是朝廷震怒，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张之万、魁玉成了众矢之的。   12月12日，张之万、魁玉抛出精心炮制的“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奏道：“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张之万、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但最后露出了破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上谕尖锐地指出，“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详供挟恨各节，及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实不尽，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慈禧太后应该已经得知了幕后有人捣鬼，但是她应该还没有疑心到曾国藩的身上，所以在上谕上虽然有所松动，但是还是比较严厉的。 让我们看看曾国藩此时的动向。 参考资料：http://club.chinaren.com/bbs/index.jsp?boardid=11&hotmsgid=8494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