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
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为甚么生活资料增长得慢，而人口却会增长得快。
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增加和利润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3。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生活资料缓慢增长。
为甚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
马尔萨斯试图说明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
关于人口每30年增长一倍的思想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产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杰出的。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这部著名的农学著作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5这就是说，在太平时期，即没有甚么大的兵荒战乱的条件下，人口的自然发展就不会少于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启是从对当时明朝皇族繁衍情况的统计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所依据的事实比较特殊，但推而广之，却与普遍的情况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启的这个观点比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初版时提出的在无障碍条件下人口约25年增加一倍的类似观点要早170多年6。
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关人口在二三十年间加倍增长的观点。他从人口在太平时期每隔一代就会成倍增加的事例出发，认为人口在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可能增加几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说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间至少会增加一倍。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2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20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3-5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情况下，人口每20-30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四亿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30年增长了一倍。
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过量增长的必然趋势！
随着交流的加强和通讯及运输技术的改进，人口的增长和就业密度，使劳动分工具有了优势，导致了迅速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使人们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生产要素并提高生产率。
自愿的专业化是预期回报上的差别造成的。所以劳动可以造成回报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更为密集的人口也会采用一些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毫无用处的工艺技术，如果别的地方已经开发出这些技术，它们也可以通过引进而被迅速采用（假如能够得到所需资本的话）。与更多的人和平相处经常交往，即使仅有这样一个事实，也能够使可获得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由于进一步的分化，人口的增加现在可以导致人口进一步增加，不仅会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期内自我加速，而且是提高物质文明和（由于个性化）精神文明的前提。
所以，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人们变得强大，是因为他们变得如此不同：新的专业化的可能性（不十分取决于个人智力的提高，而取决于个人越来越多的差异）为更成功地利用地球资源提供了基础。这反过来又要求由市场信号机制所保证的间接互惠服务网络的扩展。
占多数的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占数量少数的富人。
事实上，每个已经活在世上的人，都有可能更有富一些；但是由于在现有人口中又增加了大量的穷人，平均收入就有可能下降。一个不值一提的事实是，平均数的减少同所有收入群体人数的增加并不矛盾，但高收入人数的增长低于低收入人数的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的增加大于其高度的增加，增加了的总收入的平均数就会变小。
如果没有生产性的工作机会，贫穷中生存并繁衍后代几乎很难长大成人并继续繁衍后代：这一过程使千百万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使他们能够生存一段时间，也无力生育后代。就此而言，穷人从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它使他们诞生并生存下来。
只有当那些从事着投资活动，在目前的支出和未来的回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能够从这种行为中获得至少同他们将资本挪作它用一样的收益时，人们才会有工作，才能生产出各种物资和工具满足未知人口的未来需求。
人口问题必须被看做是区域性的，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态势。真正的问题在于，特定地区的居民数量是否因为无论什么原因，总是比该地区的资源（包括他们可以用于贸易的资源）增长得更快。
只要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
从道德上说，我们无权阻止世界上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正像我们没有义务援助这种增长一样。
在除欧洲以外的所有大陆的温带地区，存在着广大的地区不但能够承受人口的增长，而且那里的居民仅仅通过增加土地居住密度并加强其资源的开发，也有望达到“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普遍富足、舒适和文明的水平。
除了因穷人数量的增加迫使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分配收入的情况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由于人口增长而使其中已经达到不同水平的成员生活标准下降的事例。西蒙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经验资料表明，人口的增长、规模或密度对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198la：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作品1977和1981b）。
由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着新机会的多样性，从本质上说，是劳动、技能、信息、知识、财产和收入的多样性。这个过程既不简单也无因果关系，而且不可预测，因为在每一阶段，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仅仅创造了一些有待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发现并迅速得到落实。只有当一些早期的人通过了这一阶段，并且其做法可以被他人仿效时，这一过程才会十分迅速地进行。学习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而且需要一个前提，即个人处境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带来合作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流。
人们一旦学会了利用人口密度增加所提供的新机会（不仅由于分工、知识和财产，而且由于一些个体积累起新的资本形式而引起的专门化），这就会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基础。由于多样化、差异、距离越来越遥远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以及跨越时间的传播过程，人类已经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它保留着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进一步增加的结构特征。
